《梦华录》如何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欲望和焦虑？

几乎没有人会料到，2022年引起全民关注和讨论的爆款剧会是一部古装偶像剧。在过去的几年里，古装木偶戏一直是烂剧的代名词，要么剧情不合逻辑，要么演员演技欠缺。但《梦华录》凭借其主演、清新的画风、站得住脚的情感戏刻画，给观众带来了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感觉。据一位豆瓣网友说，“首先它尊重我的眼睛，其次它尊重我的智商。”《梦华录》豆瓣一开就冲到了8.8，是国产剧少有的精品级别。

然而，几乎从开播之初，这部被誉为“古偶之光”的电视剧就被质疑“配不上”。真正的争议发生在节目播出两周后。剧情中男女主角互相诉苦，顾千帆坦白自己已经订婚，但一直没有其他新娘；赵盼儿坦白说和曾经的恋人欧阳旭相处是“表达情意，而不是礼貌”。随后《梦华录》“双杰”的话题冲上了热搜。这个流行于网络圈的词，意思是恋人双方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爱上了对方。

同时，随着剧情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观众发现《梦华录》的人物和剧情设定依然没有脱离学者毛剑对近年来国产剧套路的批判——“以地位和财产分配价值，以价值分配道德和未来。”

需要承认的是，一部电视剧之所以能成为爆款剧，是因为它触动了时代的脉搏，回应了观众的一些诉求。截至记者发稿时，豆瓣评分《梦华录》维持在8.5的高位。《梦华录》开播以来的热搜话题和“营销点”——从关汉卿名著“赵盼儿浪漫营救”的改编、宋代的点茶和茶——百戏，到“女导演最懂女剧”、势均力敌的爱情——引导我们找到一些描述时代精神的线索。

古代木偶戏的两个关键词“古”和“偶像”在很大程度上暗示了它的魅力在于把观众带到了过去时空的一个理想世界，也意味着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逃避。那么,《梦华录》是如何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欲望和焦虑的呢？

《梦华录》的标题来自于名著《东京梦中华》，描述了北宋末年都城汴京的风土人情。《东京梦记》的作者孟老院，于崇宁二年(1103)随父入京，一住二十余年。靖康之变(1127年)后，孟老院南下“避地留河”。《东京梦中国》一书成书于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此时，距离他离开汴京已经过去了20年。“我以为在那个年代，事情是浪漫的，人情是美好的，但我失望了，”他在书的序言中写道:

“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穷。记住今天，回首怅然，不是华旭的梦想！《梦华录》"

“华胥之梦”的典故出自《列子》。相传黄帝白天梦见华胥氏，以为是世外桃源，后世一词用来形容理想的福地。人们对宋代华胥的梦想和人们对今天的想象相辅相成。《东京之梦》的作者通过写作回忆旧都的繁华，《梦华录》的观众通过观剧想象文明的盛世。

事实上，在《梦华录》之前，已经出现了一批电视剧，或直接以宋代为背景(如《清平乐》、《大宋少年编年史》、《大宋宫词》)，或从架空小说改编到宋代的文化氛围中(如《知否应是青肥红》、《瘦骨嶙峋》、《河火华亭》)。近年来，宋代相关电视剧的突然井喷被形容为“大宋的复兴”。Vista的《世界观》中的一篇评论认为，在这波宋朝热中，人们最期待看到的是一种具有优雅品格的文化气质。“现代人担心我们的文化和生活趋于低俗，同时又在这幅再现我国历史文化巅峰的画面中找到慰藉和寄托。”

历史学家陈寅恪关于宋代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中华民族的文化，几千年来的演变，在赵宋时期就有了创造。”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在的很多宋代电视剧中，这种对“中华文化巅峰”的具象再现，是对物质和文化细节的透彻阐述。就《梦华录》而言，虽然它的朝代背景虚无缥缈，但北宋的人文风情细节却严谨可考，几乎无处不在。比如女主角赵盼儿和她的好姐妹孙三娘和宋引章以开茶馆为生，而剧中提到的一系列宋代名茶，如谢园茶、清风岁茶、灵隐佛茶、景山茶、真如茶、北原仙春等等，都可以在文献中找到。

赵盼儿《斗茶》作为“立业”的重头戏，形象地还原了宋代点茶的各种技艺，尤其是北宋《清路易》中记载的失传已久的《茶百戏》:“近代有人以汤发匕首，用其他魔术手法，使茶脉成为物件。动物、昆虫、鱼类、花卉和植物都很精致，如画。”茶馆里卖的饮料和水果的名字，大都可以在东京的《中国梦》原型中找到。

学者、作家倪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指出，宋代物质文化的繁荣和市民社会的兴起，是它对国人有吸引力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宋代与当今社会的共通性，是将当下的消费文化合理化的经营策略。

在谈到《梦华录》时，倪注意到，“这部剧每集结尾都有一个小剧场，介绍宋朝日常生活中的精美物品和流行风俗。可见这是利用当下大众对宋朝的幻想来宣传消费主义的话语。”在剧外，《大宋之梦》引发的消费浪潮，体现在社交网络上各种以《梦华录》为噱头的营销，从订购同款的茶水水果，到外景、妆容服饰，甚至与宋朝有关的书籍。

另一方面，倪认为宋朝是中国人心中巨大的历史创伤，这使得大众迫切需要弥补创伤，在幻想中追溯辉煌。正因如此，最流行的“大宋叙事”往往有意无意地回避“历史的烦恼”，就像《东京梦中华》用“故都满美”来消解两宋交流的痛苦，而《梦华录》则用物质文化细节的“真实”和历史背景、政治结构的“不真实”来想象宋朝。此外，一些历史的刻板印象、误解甚至当前的文化偏见也影响着作家的判断。

工作的演员顾千帆黄承思就是一个例子。顾千帆作为皇城司副使节，主管情报工作，以雷霆手段清理有罪朝臣，被誉为“活的阎罗”，为清王朝和百姓所不齿，但他真正的野心是潜伏进皇城司，搜集宦官罪证，支持正义。这样的人物设定不免让我们联想到锦衣卫等特务机构，但事实是宋朝并没有像明朝那样出现严重的宦官政治和特务横行。

湖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刘在个人微博上介绍了历史上皇城司的情况，指出虽然皇城司的部队独立于皇军，不隶属于三官司，不受唐朝调遣，只听皇帝指挥，而且皇城司的指挥官一般都是宦官和皇帝的亲信，但说皇城司的人等同于宦官是不对的。而且就其职能(保护皇宫安全、刺探官员感情)而言，宋朝的皇城司与明朝锦衣卫的作用相差甚远。

剧中女王的设定也能体现出创作团队乃至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故事一开始，顾千帆奉命前往江南追查宴会画面的下落。这时，中朝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斗争。这位辅佐皇帝多年并得到宦官支持的皇后被视为刘清党的眼中钉。他们认为皇后失去了童贞。“她骗了官家十几年，那幅画就是证据。”

从剧中皇帝沉迷祥瑞，曾在泰山举行禅修的细节可以推断，《梦华录》的背景是北朝，所以皇后是刘鹗，景德二年(1005年)，宋与廖签订《禅院之盟》后，真宗懒于政务，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后，精神每况愈下。刘临危受命，干兴元年(1022年)，真宗驾崩后，成为“垂帘听政”的领袖。刘太后在生命的最后，仍然保留着国家领袖的地位，即使此时仁宗已成年。刘在位期间，虽有争议(如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年，她决定到祠堂祭祀时穿龙袍、戴皇冠)，但当时正直的士大夫不太可能以贞操问题质疑她的执政合法性。

宋史对刘皇后的出生讳莫如深。有史料记载她是名妓，但无论如何，这说明真宗并不介意她的出身。宋代皇后中，有南宋宁宗杨皇后。她在宫中扮演一名年轻的女演员，引起了当时还是王子的宁宗的注意。

更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实际上是中国帝制时期的最后一个朝代，皇太后和皇太后在政治、文化和朝廷领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美国历史学家基思·麦克马洪(Keith McMahon)在他的著作《天上的一个仙女》中指出，宋朝并不反对后宫女子的求偶制度。宋朝有九位皇后，统治了一百多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清朝只有一位女性，就是慈禧太后)。《宋史》编纂者曾自豪地宣称，宋代没有像武侯、侯伟这样的女人造成的灾难。

但马克孟发现，受武则天“历史教训”的影响，宋朝确实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防止女性垄断国家事务上。从宋代到清代，“不寻常、不愉快的女治”印象不断加深，使得宋代以后的后宫女性面临着不断的严格管控和防范。很大程度上，后宫女性地位的变化，也是帝王时期中国女性命运沉浮的缩影。

刘感叹，受一些小说或电视剧的影响，大众对中国历史的认知大多停留在明清时期。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明清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环境与宋朝有很大不同。宋代历史学家吴钩引用了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认为宋代是一次超越一般政权更迭的伟大历史变革，可谓“文明的中断”。从宋代到现在近千年的历史沉淀，必然在我们的历史想象和价值判断上留下深深的烙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梦华录》给我们一种时代的无序感，在某些地方“不如古人开放”了。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木偶剧和言情小说是同构的——浪漫爱情是其核心，吸引的观众以女性为主。《梦华录》的成功因素之一是它再现了当代都市女性的爱情理想:除了“甜蜜的爱情”，男女双方都有自己地道的职业抱负和生活烦恼，精神上旗鼓相当，棋逢对手。在沟通过程中，双方有暧昧，有猜疑，有患得患失，但最终还是确认了对方的意图，双向而行。

尤其是女主角赵盼儿，其思想和行动表现出强烈的主体性、野心和自信，能够引起当下年轻女性的共鸣。当顾千帆以保护的名义试图阻止她在东京开茶馆时，她的反应是，一个女人如果手心向上，就会失去自我，只有经济独立才能保住自尊；在含泪向孙三娘承认的时候，赵盼儿还不忘重申，自己必须牢记“女人贵在自立”，“一旦要依赖别人，她就有弱点。”而她直接告诉顾千帆，要求对方想清楚自己的立场再面对她。

此外，她设计解救私奔后遭受家暴的宋引章，以及被婆家抛弃的宋引章，和孙三娘，让他们各司其职，共同成立茶馆。在古代木偶戏中也很少表现出女性的真挚友情和商业头脑。

因此，我们可以说赵盼儿是按照现在的年轻女性的自我期待模板，即“不要和大脑谈恋爱，要追求事业”和“不要和女性竞争，要女生帮助女生”而创造的女性角色。她代表了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所要求的心理主体——一个理性、聪明、独立、自律的企业家。无论他们面临多少现实的约束和困难，他们都应该通过自主选择和自我负责来过有意义的生活。客观来说,赵盼儿的这一部分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性别观念的水位变化，有激励女性观众的力量。

但在其他方面，违和感就出现了，其中最有争议的是赵盼儿、宋引章、张好好一次次以自己的“无辜”为荣。赵盼儿的身份脱离了原著中的妓女设定，成为了有官方背景的良民；新版宋引章强调他在剧中“卖艺不卖身”，和浪子周舍匆匆出走也是为了摆脱乐手表演的悲惨命运；但是张好好，一个花魁，脱口而出“才华被情欲称贱”，凭自己本事吃饭，还得官家娘娘夸两次，才有资格做一个趾高气扬的人。

剧中女性角色公然与妓女划清界限，不仅背离了关汉卿的原著主题，也提醒我们男权社会中“圣人”与“妓女”的分离与支配。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祖子指出，近代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制度和作为产业的卖淫制度，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在的，性别的双重标准将女性分为“圣人”和“荡妇”、“妻母”和“妓女”、“结婚对象”和“玩伴”两个群体。这种二分法一方面是男性对女性的性别差异性；另一方面又被女性内化为道德法则，加剧了女性群体内部的歧视和分裂。

在帝国时期的中国，同样的女性二分法也可以在当地找到表达。美国历史学家高彦颐(Dorothy Ko)指出，在明末清初的背景下，“闺阁”和“名妓”是一组有趣的对比:虽然因争斗而分裂，但她们也隶属于同一个男性精英——实际上，她们每个人都追求更好的命运，并通过“顺从”一个男性而获得了自己的命运。因此，儒家的性别体系具有“女同”和“女异”的双生子特征。

但是，高彦颐提醒我们，虽然妻子和名妓的不同身份使得闺阁和风流场的法律界限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但就官方意识形态而言，一个女性个体最重要的是对一个男人是否忠诚。也就是说，妻子和名妓之间的道德鸿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无论是“好女人”还是“坏女人”都可以通过对男性的忠诚来保持贞操——这是唐、明白话小说中名妓主人公往往被描绘成“有远见、忠贞不渝的情人”的主要原因。

由此，《梦华录》“女性出身与主观意志是否清白”的强调，与其说是传统的延续，不如说是当代道德焦虑的投射。这种道德焦虑源于我们对女性在公共领域获得声望、财富和话语权的审查越来越严格——女性的世俗成功(尤其是阶层跳跃)越来越被认为需要合法性，否则就是非法侵入。从“X元”的污名中我们可以看出，当社会的纵向流动性降低，未来的不可预测性加剧社会焦虑时，对个人处境不满的人更容易对社会弱势群体产生偏见，一些年轻女性承担(很多情况下是不公正的)越轨指控。

当社会上若隐若现的敌意潜入女性的集体潜意识时，维护女性的纯洁善良可能就是一种潜意识的反应。所以，像赵盼儿这样“完美无瑕”的女主角，可以出身卑微，可以有旧爱，但一定要保持纯真；你可以聪明、机警、善解人意，但你不可能老到去探索社会运行的所有规律。这样一来，编剧和观众都很难想象女主角能在封建社会中完全独立地生活，来自天堂的男性救世主就成了唯一的出路。当涉及到结构性的外部力量时——比如一个不公正的法官，一个高级官员——来自另一个人的更高的权力才是可以依赖的。

同时，在两性财富和经济资源不对等，爱情日益成为两性博弈的形势下，当代女性在亲密关系中的不安全感日益表现为对经济安全和情感稳定的强烈需求。所以，要在剧中表现出“完美的爱情”，顾千帆需要拿出四个事迹来证明爱情比黄金更强大，你也需要告诉赵盼儿你的感情经历很简单。

另外顾千帆的人物设定也是相当值得一摸的。这个《梦华录》的原著人物有着堪称“天子”的超级背景:18岁就是秀才，父亲是权相，母亲出身名门。虽然鄙视父亲勾结宦官转战帝都，但也做到了二把手的高位。他行走江湖，人们都怕他，但当他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可以依靠父亲把赵盼儿 in从泥潭里救出来。权力和地位对男性魅力的加成不言而喻。

帝都赛区被鄙视的“活阎罗”地位一度让顾千帆感到自卑。从爱情剧的角度来看，这个设定可能和《简·爱》钟罗切斯特先生瞎了眼一样，起到了弥补男女主角阶级身份的巨大差异，把男女主角拉到精神平等的位置上的作用。但是媒体人萝贝贝注意到“古装剧男主是情报员”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有《绣春刀》前，有《锦衣之下》后。

在《梦华录》，赵盼儿故事一开始就把顾千帆当成了敌人，因为她被帝都抢了。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她似乎完全忘记了人民对这种制服的恐惧，以及她对这种人的仇恨。她认可顾千帆是个好人，安慰他是“国家和人民的鹰犬。”

如前所述，宋朝的皇城划分从来没有明朝锦衣卫的权力和影响力，锦衣卫实际上是明朝皇权肆意扩张和非常政治侵蚀正常国家治理秩序的结果。当“国家”、“人民”等宏大叙事被频繁用来论证这类人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时，其背后的社会心态(具体来说就是对国家暴力机器在秩序之外的“例外合法权”的认可)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

乐章结尾部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中的一条评论，《梦华录》体现了一种追求稳定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人们鄙视和抛弃下层阶级，想要投靠强者，以便尽可能地在安全的范围内获得和把持既得利益。”在当代中国，是否存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阶级”，是否存在某种共有的“中产阶级价值观”，或许值得商榷，但我们的确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类似的时代情绪。

美国历史学家辛西娅·乔安妮·布罗考(Cynthia Joanne Brokaw)在研究16-18世纪中国民间书籍《功果歌》的爆发式增长时发现，随着明末清初社会经济的变化，人际关系动荡，地方社会的现有秩序发生动摇，功果歌作者、编撰者和支持者对其功能的认识发生了显著变化。功果阁不再鼓励推广，而是肯定现状，说服功果阁用户

高彦颐研究发现，虽然明末清初有一批江南仕女能够抓住接受教育和出版诗选的机会实现自我，但古代社会性别刻板印象并未受到冲击，甚至可能得到强化。时代变迁的复杂性体现在同一个人也可能是自相矛盾的。TA可能既同情女性的处境，又反对女性踏入原本属于男性的公共领域。

这段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梦华录》:在旧价值观和新价值观剧烈波动的时代，从文学作品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存在一种既保守又进步的矛盾。相对于批判《梦华录》，一个值得当代文艺创作者深思的问题可能是:如果传统的异性言情故事不足以承载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的欲望，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怎样的虚构世界？